电影工作转隶以来，在中宣部支持指导下，我们一方面逐步实现了管理上的平稳过渡，同时积极发挥党委部门资源调度和统筹协调优势，力争为行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。一是健全管理体制，充实专业力量。去年增设宣传部直属事业单位“电影事业发展中心”，增加事业编制，引进专业人才，提高运转效率。北京审片任务重，我们不断提高内容把关能力，充实专业审委，动态调整审委结构，持续开展培训和案例交流，不断提升审查意见的专业性和准确性。二是主动沟通服务，凝聚各方合力。坚持寓服务于管理之中，设立电影局公开热线，畅通与创作单位交流渠道；将电影服务融入“两区建设”，最大程度简化行政程序、缩短审批时间；建立创作恳谈会机制，解编创队伍之难、解制作机构之难；健全影视摄制服务机制，推出“服务包”，加强多部门跨领域联系协调。三是完善公共服务，推动深度融合。我们创新升级电影公共服务和惠民工程，广泛开展惠民观影活动，发放千万元“观影券”激励观众回归影院。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，提升农村公益放映水平。加强文化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度融合，在科技赋能电影产业发展上寻求新路径、实现新突破。在不少国产影片中，同样会以这样的“慢”去展现老人的状态，由此回眸生活的种种，导演们试图通过自身的创作视角为观众提供思考老年生活的窗口。无论是马俪文的《我们俩》、乌兰塔娜的《暖春》、哈斯朝鲁的《剃头匠》，还是许鞍华的《桃姐》、张涛的《喜丧》，抑或李睿珺的《告诉他们，我乘白鹤去了》、王全乐《空巢·归鸿》等老年题材电影，或多或少暗合了这种逻辑。如在《我们俩》中，女孩去探望房东老太太，画面并不是二人的寒暄和对话，而是展示进门、牵手、落泪、拿东西等动作。在克制的镜头下，最为朴实的动作反而表达了情感，得意而忘言。女孩走后，画面切换为雪景与连绵的树林，长镜头下的连绵森林恰好指向了老人生命的最后归宿——回归于生命的岑寂。在老年题材电影中，导演往往隐忍克制，拒斥过度的煽情，以长镜头的形式展现时间、生命与情感，增加影片的厚重与对生活的沉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