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何止罗比和芭比的海滩遭遇重合。这场事先张扬的过家家,多少现实照进了游戏。所以并不奇怪,那么多素昧平生的女观众在电影院里爆发了惺惺相惜的大笑。《芭比》密布的荒唐笑点,来自多少女性在日常中被忽视、被误解的真实感受:为什么女孩走在街头被异性尾随会感到不安?为什么路人看来毫不在意的“玩笑”,会让姑娘感到被冒犯并为此暴怒?为什么女性的焦虑和痛苦需要不断地向外界解释,尽管如此仍未必被接受和理解?陈学礼:谈到这里,你们可能也已经感受到,很多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无法把民族志电影和纪录片扯开关系的,没办法把它们彻底分开。实际上在1895年电影产生没几年后,整个影像的创作有两个分流,一个是保持了我们所谓的纪录片的传统,另一个可能进入了所谓虚构电影的脉络。在这个过程中,民族志电影这个脉络其实又是慢慢从纪录片里分离出来的,所以如果我们要问民族志电影的“妈妈”到底是谁?实际上还是纪录片。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,我们都叫它民族志电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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